AG真人国际官方网站春节回家原本想和在读高中的妹妹一起吃个饭、出门玩，但商量下来发现她根本没有时间。除了多到几乎每天每个科目都要做一套卷子的假期作业以外，妹妹从假期第一天开始，除了年三十和初一、初二两天的休息以外，每天都要参加课外补习。

　　我和妹妹就读于同一所高中，区别在于我读书是在学科培训机构管理前，而她入学于经历了“双减”的改革后。我们高中是所在地区的区一中，由于天津市禁止中考跨区招生，除了中考成绩全区前六的学生能够被录取进市重点学校以外，其余学生均于本区内就读。因此，即便是地方一中，我的高中每年也能保证85%以上的一本率，每年清北人数在10人左右浮动。这样的“一中”几乎在每个区县都存在，总体而言教育生态较为稳定。

　　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校一贯以素质教育为特色。区别于其他高考工厂，我校声称在办学中注重“自我教育”，并通过创建学生社团、文体艺术类综合活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我的高中没有住宿，全体学生都是走读，一般周一至周四4:20放学，周五放学时间在下午1-2点，放学后进行社团活动。除了从不加课以外，学校每学期还会制定两个教学周作为“活动周”，活动周每天下午都早放学，放学后会组织以班级、社团为单位的体育竞赛AG真人国际官方网站、文化表演活动。表面上看，我的高中生活是相对丰富多彩的。

　　但丰富似乎只是表象，在应试教育背景下，成绩仍然是确保升学率的重要指标。为了在“素质教育”的前提下确保升学率，我校采取的是典型的“校内减负、校外增负”模式。在我读高中的期间，即便放学时间较早，但课后作业量反而要更大。整个高中生涯中，我在晚上十二点前完成作业的次数很少，反而隔三差五要写到凌晨一两点钟。这并不是我的个例，而是我所就读的年级中的普遍现象。长期睡眠不足无疑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为了解决精力不足问题，高中生们可谓各显神通。例如为了防止上课打盹，我的班级长期弥漫着咖啡和清凉油的味道，甚至相当部分同学申请站着上课；为了应付繁重的作业，同学们往往在课上做作业、选择性做作业，甚至形成分工做作业后互相抄答案的“互助小组”。

　　此外，较少的校内学习时间无疑让家长产生焦虑，特别是在郊县一中采取寄宿制的对比下，“相对剥夺感”驱使家长纷纷用课外班填补这段空白。家长普遍认为校内的大班课不能体现学生的区分，真正的赛道是在课后。在我就读的高中班级里，据我了解没有一个人从未参与过补习。补习最多的同学从周六到周日全部排满、没有任何休息或写校内作业的时间。部分同学在周一至周四下午放学后，晚上还会继续参与补习活动。甚至在我读高三下半个学期的时候AG真人国际官方网站，班级内有5-6名同学直接进入全托机构，不来学校上课，也就是完全以补习代替校内课程。这类全托机构一年的收费大约在40-60万不等。另外，我所就读的公办高中大部分在职老师也会在校外办自己的补习班，这无形是在向家长传递“在校讲授的知识只是一部分，剩余的知识要留到课外补习”的消极信息。补习已经成为了教育环境中占相当比重的一部分，其身份并不是课程以外的附加部分，而是人人补习、必须补习，“补习了不一定成绩会变好，但不补习一定会被落下”。

　　2021年8月30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知》，直接冲击到高中阶段的课后辅导。此外，虽然“双减”政策的直接对象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但为保证学生不参与课后辅导，高中教育采取了包括不公布考试排名、增加每天1-2小时的课后辅导等一系列“校内减负”调整，旨在减轻家长和学生的成绩焦虑、不预留过多课后时间给学生参加补习。我妹妹就就读于这一系列改革后的学校。但与她交谈后，我发现所谓“减负”，实则是对包括校内与校外两部分学习构成的共同“增负”。

　　就校内学习而言，教育局主要进行了禁止学校公布考试排名、建议学校增加课后托管服务两项举措。禁止公布考试排名的本意是抹去学生之间的差异，避免横向对比造成的学业焦虑。但就如大部分家长所认为的一样，即便日常考试不参与排名，但最终的高考仍然是根据考试名次录取。了解学生的平时成绩处于什么区位，能够让学生和家长都有一个对高考的心理预期、采取心态上的相应调整。因此，即便不再像我读高中时一样，在表面上公布排名，但私下向老师询问孩子的成绩、年级、班级排名成为了新的隐含规则，甚至部分老师会直接将排名表带到班里，在指定时间内让学生轮流上来查看。因此，给学生进行排名无非是从“地上”转向了“地下”。

　　如果说禁止排名的举措只是将原有的学业焦虑转移到地下，那么课后托管服务则是直接增加了学生和家长的双重负担。课后托管服务的本意是让学生利用校内时间完成课后作业，减轻回家后的作业量。但这一服务完全遵循“自愿”原则，在提供服务之初仍有大量家长要求孩子不参加课后服务，而是去补习班听课。而随着时间的推进，部分科任老师发现这部分时间是可以被利用的，便纷纷将课后托管时间划为讲课时间，用来填补平时授课时间短、教学进度滞后的空白。这样一来，原本的“自愿参加”就变成了“不得不参加”，毕竟没有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错过新内容讲授。课后托管服务也不再能够缓解学生的课后作业压力，而是进一步占据了学生的做作业时间，成为了学生们的新课业负担。

　　而对家长而言，课后辅导为放学后的接送增加了负担。原本16:20左右放学是能够错过晚高峰的，即便由于家长工作原因难以接孩子放学，但高中阶段的孩子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生存能力，特别是在城市中地铁、公共交通系统都较为发达，非晚高峰时间交通较为通畅，不存在过多的接送孩子负担。但课后服务使放学时间推迟到了18:00左右，刚好与晚高峰重合。这一时间段大部分家长已经下班，再加之放学时间过晚，乘坐公共交通消耗时间过长，大部分家长会选择开车接送孩子。这使得原本的晚高峰更加雪上加霜，特别是校门口车流量大、停车位少、道路较窄。如果想要有停车位，就需要提前1.5-2小时将车停在校门口。即便每天固定时间都有交警在校门口指挥交通，但如果停车位过于靠里，则也需要40分钟以上的时间驶离学校区域。从实施状况来看，增添课后托管服务的本意是好的，并且已经在乡村学校获得了一定正向结果。但当与城市地区的过分竞争意识、家长对学生生活的参与相结合，则造成了新的负担。

　　此外，培训机构管理直接指向的对象是课外辅导班。在实践过程中，虽然以新东方为代表的大型课外辅导机构关闭了小学、中学学科培训业务，但课外辅导的现象并没有得到禁止，而是在“看不见”的地方继续生根发芽。在21年8月颁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知》之初，地方执行力度较大、手段较为强硬，大部分辅导机构纷纷关闭，但小规模私下补习的禁止在操作上则显得较为困难，主要采取对重点人员进行排查以及举报的方式进行。在操作过程中也曾出现同行之间为了竞争相互举报的乱象。但由于私下课后辅导较为分散隐蔽，以及网课、一对一等多种补课形式的出现，使得“非法补课”的界定相对困难。面对补习所带来的巨大收益，诫勉等处罚也显得无力。因此时至今日，对校外学科类培训的管控也仅仅限于对大型补习机构的打击，补习行为仍然以更为分散、隐蔽、小规模的方式存在于地下。

　　我所认识的一位教培行业从业者曾经向我表示，对大型机构的查处对于她来说或许是“因祸得福”的过程。这位从业者过去任职于新东方，从事高中化学一对一辅导。新东方机构的收费标准为300-350元/小时，扣除机构中介费后到手工资约为250元/小时。而在政策推行被解雇后，这位化学老师凭借手中从前的“客源”，开始在私下继续办一对一辅导班。因为课堂规模小，办班的成本不高，再加上“特殊时期办班不易”，补习价格相较于在机构时期也有所增长。尽管需要自行负担房租、水电等支出，但因为不需要由机构赚取中介费，补习老师的收入甚至要高于从前。对大型机构的打击也并没有缩减补习老师的客源，目前课外补习仍然供不应求。如果不是熟客、或者提前几个月预约，新客是很难在一开始就预约到老师的。从前任职于补习机构的老师也会在私下成立“失业者联盟”，互相介绍客源。在操作中我们可以看出，由地上转向地下的课后辅导失去了市场部门的监管，或许意味着为政策运行埋下了更多隐患。

　　屡禁不止的课外辅导，归根结底还是源于源源不断的补课需求。高中阶段的学习难以避免竞争与选拔，再加之城市地区的家长习惯于将教育主导权抓在自己手中，长期以来形成了“校内校外”学习并行的格局。一方面，课程进度和对升学率的追求使得校内不能做到完全的“减负”，即便做到了形式上的“减负”，也会对家长和学生造成没有获得感的焦虑心理，转而更加过分追求课外辅导。另一方面，竞争意识驱使城市家长大量动用家内资源，帮助孩子在补课、甚至竞赛、自主招生等赛道上寻求优势地位。

　　教育公平看似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时至今日仍然是我们未能达到，并且持续追求的目标。无论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双减”政策，还是对高中教育产生冲击的培训机构管理，最初设计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教育公平，塑造良好的教育生态。但经过前文的分析，我们能够认为至少是在城市地区，这些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后果，甚至在与原本就充满“内卷”的教育环境的碰撞下，形成了新的焦虑。这类后果从何而来？为什么教育公平的推进如此困难？在此，我们需要对教育公平本身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教育的意义之一是对人才进行筛选，是重要的社会再生产工具。通过学校教育，个人习得不同的技能以及与技能相关的惯习、进入不同的岗位，从而实现阶层流动。在这个层面上，教育本身就是竞争性的。但在另一个层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教育政策还需要兼顾公共性与民生性，使其能够最大限度满足更多群体的利益诉求。我们不能抹平教育中的竞争所带来的差异化后果，因此对“教育公平”的探讨更多集中在后一个层面，也就是并非结果公平，而是过程公平。

　　在明确了过程公平的目的后，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需要为学生“减负”，以及为什么在原本就“内卷”的城市教育生态下，“减负”的实施相对困难。本文所截取的高中阶段教育并不属于义务教育，但仍然在总体教育生态中占据重要位置，也因为直接面临高考而成为“竞争性”的重灾区。一方面，在校方对升学率的追求之下，即便实现了“校内减负”，也会将压力与负担转移到校外；另一方面，大量压力被转嫁到校外后，教育被沦为个人支配的领域。

　　教育向私人领域的转移导致了手段与结果相异化的后果，与教育的公共性、民生性背道而驰。具体后果表现在：首先，由于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同，一旦利益诉求超过教育本身，就会使得教育失去维续共同观念和情感的稳定器作用，反而成为资本裹挟的工具；其次，当教育的主体不再是学校而是个人时，属于不同阶层的人面临的选择空间是大为不同的，无论是信息资源、社会资本，还是经济资本的博弈，都超出了通过教育进行社会再生产的渠道，转而成为个人、家庭实力的竞争，无益于良性互动与社会稳定；最后，个人领域的教育也会逐渐剥夺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受教育者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的不是素质、能力甚至知识的增长，而是沦为了达到目的的工具。社会中存在的大量“高分低能”案例无疑印证了这一论断。

　　对学生进行“减负”，事实上是一种将从前散落在私人领域的教育手段重新收回到学校主体的过程。但“内卷”的形态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因此也并非短期内能够根除。在政策落地中遭遇的重重阻力，反而证明了拔除这一沉疴的必要性。具体而言，在我看来过度的“竞争性”破坏了教育本身的“公共性”是一个整体的问题，需要通过对教育生态中各个主体的改革共同完成。首先，省级行政区划作为高考招生的基本单位，大部分竞争是在省内完成的。而一个省的教育生态直接决定了身处其中的个体的焦虑程度。以上述案例为例，尽管学校内部课业负担称不上过重，但相比于市内其他超级中学的“高压环境”，家长与学生都会产生知识上的焦虑感与相对剥夺感。因此为学生减负，首先是对整体教育环境减负，各大超级中学作为“标杆”和“领头羊”，必须首当其冲。其次，当把目光聚焦到下一级的学校单元，可以看出“减负”或许会成为“变相增负”。这就要求“减负”的具体形式要做到因地制宜，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形式上的减负。例如对于乡村学校而言，课后延时服务造成了一系列积极后果，但考虑到城市学校根深蒂固的“内卷”传统，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在校时间的长短，而是如何能够有效利用校内授课时间，让学生有“获得感”，从而将教育的主导权重新收回学校一方，避免“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无奈现象。最后AG真人国际官方网站，统一高考赛道，确保选拔人才的过程公平。尽管自2020年起，我国不再组织开展高校自主招生活动，但目前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仍在运行。基础学科招生的本意在于提前选拔特定领域的拔尖学生，但在实施过程中，对“拔尖”的界定方式则有所争议。以高中生学科竞赛和高中生科技创新为例，决定学生能否参与这类赛道的往往不全是学生的天赋，而是学生是否拥有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以帮助学生提前接受高等教育、提前进入大学实验室。强烈的不公平感加剧了家长与学生的焦虑感，转而寻求更多校外力量获取知识，最终破坏了教育本身的公共性。

　　综上，学生负担过重、教育生态混乱的问题是切实存在的。对课外培训机构的打击迈出了对抗教育商业化、资本化的第一步。但至于如何恢复良好教育生态、切实为学生做到“减负”，使教育重获合法性与公共性却仍然任重道远。